第四章,20(1 / 1)

一心笑嘻嘻地道:“戴门子和丁老板教我的,待老大要好,我待妈妈也这样。哥哥,你坐呀!”

小榕树默默坐下,一心就马上亲热地挨他坐下,他天真而温暖,糊涂而睿智,由他挨在身边,又有一搭没一搭地念着磐若心经……而小榕树素来阴寒狂暴,眼下倒不知是什么滋味,但心里已渐渐镇静下来。

柳生不由得生出了寂寞之念,就如同先前在纳兰王府的后花园里,自己总是跟不上节拍而被拉下的孤独人,他有些不甘,又有些嫉妒,不觉移步到两人亲密的背荫后,就隐在月荫中,渐渐宁帖,似眠非眠。

……

月色如纱如织,无边无际地笼罩下来,色韵清朗而缥缈,如仙似魅,再仔细里寻去,原来是这窑室的烟囱处,袅袅地腾上青白的烟,氤氲一片,深深浅浅,在清朗的月光里,不知涌动了多久!

这窖自是景德镇的鸭蛋窖,烧成室一头大一小,呈椭圆型,近窖们处宽而高,靠近烟囱则渐狭窄矮小,窖口里填着满满的松柴,焰火腾腾地映红了两张苍白的脸,兆学疚刚完成了碎尸填炉,心头仍自震颤,此刻坐下来,颤颤地伸手,依旧握住兰酊的手,两人并肩坐在灶前,默默地看着焰火。兰酊知他心里激动,虽然羞惭,却不忍挣扎。

兆学疚甜蜜地笑道:“兰町,我想起来了——糖先生,是堂吉诃德的堂,对不对?你看过两年前林剑琴先生译的《魔侠传》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竟是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人物,倒是小觑了你了!”

兰町摇摇头,笑道:“这么说,倒是抬举我了。说起翻译家,我倒是比较喜欢咱天津的严复先生,只可惜他三年前仙去了,据说,他对翻译这奇小说也很有兴趣,只是年事已高,不堪劳累,遂指导他的关门弟子一起翻译……可我没有取笑的意思——堂吉轲德其实是一个光荣的名词,他虽然被世人所轻蔑,认为可笑。他不单是一个被现实所掴打和玩弄的梦想者,而且他也是一个……是那些最为可贵的企图和愿望的象征,不断地被日常生活的现实所粉碎,却又为人类精神的进展所必需。”

兆学疚心跳得早乱了节奏,是快乐,是感慨,是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悲哀与热望,令他几不能安坐,也不能静站,也不知怎么安排他的心、他的五官与四肢——他就像林妹妹乍听宝哥哥毫不避讳地在史湘云和袭人的面前夸奖自己一样:林妹妹从来说这混账话不曾?她要也说,我早与她生分了!

——素日以为他是个知己,他果然就是个知己!

但他终不能学林妹妹说:“还说什么,你要说的,我早就知道了!”他只哎哎期期地问:“那,严复先生与他的弟子,有把《堂吉诃德》翻译成书吗?”

兰町怔了一下,笑道:“也许有,又也许没有,不过即使有,也并没有广泛地流传……严复先生的弟子,总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在1919的五月里,总也不能避免,就溶化在这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的浪潮中,再寻不出来啦!严复先生又努力了两年,终在1921年病逝,而第二年,由林剑琴先生翻译的《魔侠传》正式出版,随即引起了轰动……”

兆学疚又想追问,只见兰町笑语盈盈——她不似丁佼,激越时轻佻风流的柳眉飞扬,她有着远山似的淡淡黛眉,在额前勾勒着苍远而开阔的轮廓,一派淡定。倒是那眉睫下的,三层以上的眼皮褶出的、明亮秀媚的大眼睛,就如同三月杜鹃似地、沉静地发热放光,脉脉有情有声,夺魄似的动人。

“一个人在他的一生里从来不曾对风车作战,甚至从来不曾想到这样做的,为了他的本身利益,或许他会成就一些大事业,但自然,对于别人的幸福,他是决不会有些微的帮助的,他也决计不肯为着大众去冒险,如果说,堂吉诃德发烧那样疯魔,是被骑士精神烧坏了脑袋,而他们……就是太冷静啦!都说也在爱国,爱人民,爱正义,然而,他们已经练就了一手爱得不冷不热的本领,年轻人如果头脑冷静的时候太多,就靠不住,他的价值就有限得很。因为他断断不肯把他的时代里的精神的温度表约略提高……哪怕一度!这就是所谓乖觉党派的人们的典型。可糖先生,你不是。单论这份心,你就已站到了上剩。”

兰町痴痴地怔了一会儿,又正言问道:“糖先生,你是通达的新式知识分子,对文明、对历史肯定都下过一番心力去破译解读,清王朝固然已经成为了陈迹,而且是耻辱的陈迹……历史自然也没有如果,可若果我问你,若果,当年的维新变法要成功了,清王朝还有救吗?就像日本的明智维新的成功一样,这王朝的宿命还有救的必要吗?”

兆学疚定了定神,又想要讨她欢喜,就着力多在她喜欢的严复先生身上说起——

“清廷的腐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亡国灭种的威胁。这是清王朝的罪恶,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爱新觉罗他一家一姓之天下,这是中国古而有之的圣人训谕。一批较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人政客希望运用和平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行君主立宪,以便把中国变成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于是效仿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展了短促而耀眼的百日维新运动。在这股强大的政治风暴中,作为全国第二大商埠,位处京都门户的天津,成为了维新变法运动的要冲,并涌现这样出一位核心人物——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先生。

“严复先生曾留学英国,亲眼目睹资本主义的盛况,深感中国贫弱之根本在于社会制度的腐朽,他认为仅靠洋务运动是不能富国自强的,只有维新变法,方能解救中国。于是,严复先生先后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极》、《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大量文章,提倡变法维新,抨击时弊。同时,还与友人共同创办天津《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与梁启超先生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相呼应。严复先生还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方名著,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受维新运动的影响,天津掀起办报纸、设学会、建学堂的热潮。学校体制、教学方式、考试制度、学习内容都大兴改革。

“1897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引起全国人民的震惊和愤慨,严复先生在天津给光绪皇帝上了万言书,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1897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新的变法方针,明确提出,用新法练兵,各省军队一律改习洋枪。到1898年9月,变法运动在光绪皇帝支持下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以西太后、荣禄为首的顽固势力也紧锣密鼓地阴谋推翻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成了顽固势力的据点,天津实际成了变法运动中两派交锋的主战场。由于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的出卖,变法运动失败了,天津的维新派遭到镇压。通过变法维新振兴中华的梦想破灭了,但天津各界民众却接受了许多先进思想的影响,自由平等的观念植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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