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门后，沿着池塘边的小路一路小跑起来，快到池塘边桉树下时，我突然驻足回首，尾随身后的父亲向我挥了挥手，却欲言又止。我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父亲道：“阿爸，别送了，回去吧。”父亲嘴里“好好”地应着，脚步却继续向前迈着。
“赶紧回去吧，灶里还煮着粥，没人看火哩。”我说这话的时候，父亲已走到我跟前，我又道，“阿爸，要是这次我真的上前线了，你一定要跟生产队长陈老伯讲清楚，从今天起，每天都要给我记壮劳力工分，每天十二分，少一分都不行！”走了几步，又回头道，“反正跟队里最高分一样，如果队里晚上有开会打谷什么的夜工给加工分的话，也要给我加工分，我们上前线抬伤员搬弹药也不分白天黑夜的，也要算出夜工，要给记工分。”
我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一年多了，但还没转成壮劳力，尽管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把我累得全身的骨头快要散了架一样，但记分员还是只给我记六个工分，说我是半劳力。这主要是生产队长张老伯跟我过不去。上个月的一个晚上，生产队全体男女社员在禾场上剥花生种子，生产队长让大家相互记分，同时还相互评分。记分主要是记出勤率，社员们每天贪早摸黑下地干活，不少社员不识字，时间一长就容易忘记。评分则是依据各位社员劳动态度和劳动强度评定工分档次，一般来说，队里除了几个富农得十分外，其他社员大多数都评上十二分。按说我年纪虽然小一些，但我从不偷懒，每天早上，池塘边桉树上的高音喇叭传来“吱吱”电流声时，我都会认真聆听生产队长张老伯的出工安排，该下地就下地，该开会就开会。乡亲们都知道我父母是善良之人，我父亲更是从未与任何人红过脸，又见我家年年超支，于是纷纷帮我说话，说我成分好，是好苗子，劳动态度又好，甚至记分员也帮我讲情，同意让我拿十二分，但生产队长张老伯却死活不同意。张老伯之所以跟我过不去，缘自去年我跟卫国和守土开的一次玩笑。
去年农历七月十四前后，受台风的影响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的暴雨，生产队的惯例是大雨天就不安排下地干活了，可这一次正值收花生的季节，连续数天的大雨使一些花生开始在地里发芽了，队长于是安排社员们日夜不停冒雨抢收。我们先是把花生藤连根带果子拔起来，将其挑到水沟边，把花生果上黏糊糊的泥巴洗干净，之后再挑到雨篷下把花生果一颗颗摘出来，最后才挑回生产队的仓库晾干。
那天傍晚，雨虽然停了，但通往仓库的路全是泥泞，我、卫国和守土三人赤着脚，每人都挑一担百十多斤的湿花生果踉踉跄跄地向生产队禾场走去。连续几天几夜的冒雨收花生，我实在太疲惫了，挑着担子走在泥泞地里，只觉眼前金星四溅，脑袋“嗡嗡”直响，双脚发软，快挣扎着走到村口时，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在路边放下担子，疲惫不堪地坐在扁担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这时，卫国和守土也挑着一担花生果过来了。
“你们想一想，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会不会累死？”两人走到我身边，也学我的样子放下担子来休息，我便有气无力地笑着说。
“就算累不死，也会让人发疯的。”见他俩沉默不语，我又愤愤道。
其实，我当时是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不料隔墙有耳，我的话传到了张老伯耳朵里，张老伯一连好几次在社员大会上严厉批评我说：“我们贫下中农天天劳动，开山引水烧石灰犁田拉车什么的没一天闲下来，可从来就没见过哪个社员累死，更没见过哪个社员发疯！我看他早就忘本变色，丧失了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后来，生产队记分员每每提到给我提工分，张老伯就拿这事来说事，始终跟我过不去。
“他要是不给，我回来就毒死他家的狗偷他家的鸡拔他家自留地的菜，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我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急匆匆地向村口跑去。
“你放心，听说公社和大队开会都说了，不仅给你们记壮劳力工分，还要给你们每天晚上全算出夜工，总之，你就放心好了……”父亲站在池塘边上，望着我渐渐消失在夜幕中的身影，忙不迭地答应着。